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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省凤凰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的人物。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补应殿试，成进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助湘抚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从此崭露头角。熊的故居在古城北文星街的一个小巷里，是一座由堂屋、卧室、厢房组成的典型的苗族古代建筑格式，极富苗族情调。

田家祠堂
    位于沱江北岸的老营哨街，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为时任钦差大臣、孤舟提督的凤凰籍苗族人田兴恕率族人捐资兴建。民国初，湘西镇守使、国民党中将田应诏（田兴恕之孙）又斥巨资最后修建完工。这是一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氏族祠堂建筑群。有大门、正殿、戏台20多间屋宇，并有天井、天池、回廊，还设有“五福”、“六顺”两门。祠堂大门前有六级用红砂石条砌成的扇形台阶。原有石象一堆、石鼓一双，极具气派，今已毁。

解读“湘西土匪”
    在东门进食，碰见一老人，跟他谈起粉朵花，他连声说“晓得”，最后却归结到他可怜的被骗去浙江一带打工的孩子身上去。他起身先走了，远远地仍向我挥着手，大声地叫：“妹子，你是个爽快人。”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重归故里。
    东门与北门相连。东门是流动的生活图卷，北门却更多地像是历史的沉积。
    北门城楼经风雨的洗礼，在灰色天幕的衬托下，显出了另一种巍峨。但城门上的铜环却已黯淡无光，门上坑坑洼洼，在斑驳的痕迹犹如经过枪林弹雨的扫射，这一切都昭显着曾经无数刀兵的所在。这个温柔宽厚的小城因为防苗驻兵而渐渐一度成为重兵把守之地，因而城里的许多青年都把他们的功名，寄托在一身军装上。而如今，所有的战火都城昨日云烟了。
    我在城墙上行走，天灰得如同暮色降临。远处的南华山像一只拖着翅膀的大鸟，沉默而华贵。城墙内外一律是木门青砖的深宅大院，马头墙整齐地在河岸两边发着冷冷的清辉。偶尔那关着的木门吱呀一声响了，一个妇人走出来，一只手在腰间夹着木盆，装着拧成结的衣服，另一只手则拎着一把木捶，慢慢地走到河边，不一会儿，便响起了捣衣声，韵味深长。
    一扇朱红的大门吸引了我，那上面用烫金的字写着——钻山豹公寓。不过大门是紧闭的，我试着推了推，它纹丝不动。向一个恰巧走过的刚从河边洗衣归来的中年妇人打听，她说这原是一个姓陈的大户人家，是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外景地，匪首“钻山豹”的匪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我记得这部电视剧，它曾经轰动一时，已至外面所谓文明世界的人几乎把它当做是湘西的真实生活状态的反映，而对于湘西的误解，也就一度停留在匪盗横行的恐怖描绘里。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室的一个河北的女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咄咄逼人地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茹毛饮血？是不是匪盗横行？”我迄今都记得那个问题，如今那河北女生的白而胖的面孔依然浮在空气里，成为我大学生涯极为感伤的开幕礼。我那时候并不擅长辩论，我只是说我的故乡没有土匪，但有山水如画。
    我想很多和我一起在外地上学的同乡们都会遭遇到同样地尴尬，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说到自己故乡的时候，总是含含糊其词，有的干脆就放弃了自己的湘西人身份。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一种背叛，所以我总是很骄傲地说：“我是湘西人。”因而我总面临着更多的并不友善的诘问，但我乐此不疲。
    土匪是一个已经消亡了的概念，它属于我的祖辈。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土匪留给我的印象并非穷凶极恶，反倒有一幕被我引为经典，始终以浪漫而诗意的形象占据着我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全部回忆——那是老土匪“榜爷”与野狗赛跑的场面。当电视剧里的其他细节都已随着时间模糊淡化之后，这个场面变成了可以不断回放的慢镜头，那是一个与人无伤的场景，只有人的彪悍、力量和速度，在秋天田野的背景下上演，充满诗意。而土匪“榜爷”，亦因此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的侠者气质。

北门城楼
    本名“壁辉”，因位于古城背面，俗称北门城楼。北门城楼始建于明朝。凤凰古城元、明时为五寨长官司治所。明嘉靖年间从麻阳移镇竿参将驻防于此，乃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将土城改建为砖城，开设四大门，各覆以楼。到清朝，古城的军事地位日显重要，先后在这里设凤凰厅、镇竿镇辰沅永靖兵备道治所，古城的建设也得到加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遂将砖城改建为石城，北门定名为“壁辉门”，一直保存至今。是《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边城》、《血鼓》等数十部影视剧的外景地之一。

祖父命丧土匪枪下
    然而艺术虽然与人无伤，但事实却总是残酷。儿时祖母跟我们说起土匪，总是跟鬼故事一样起到威吓的作用。土匪进村，村里的人哭喊着奔跑逃窜，祖母带着自己的两个外甥匆忙之间躲在田埂下，大气也不敢出。一阵鸡飞狗跳之后，举着火把的土匪纵马而去，他们才敢呼出气来，相拥而泣。一次次的重建家园，一次次地坍塌破败，祖母的童年似乎充满了土匪和狼的影子，即便是成年之后，她依然未能摆脱土匪的梦魇。祖父是一个小而壮实的小地主，曾为了博她一笑，赤手空拳追逐一直猎鹰，然后缚住猎鹰的脚给她玩。但这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男人虽然曾经风光地坐着轿子抬着数百担粮食到茶山山下豪赌，并拥有自己的家丁、枪支武装和小城堡，最后却依然命丧土匪枪下。那是一场怎样的浩劫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只知道一个小地主与一个山大王原本想彼此借助对方的力量来进行一场交易，他们一起弄来了一批罂粟的种子，打算等到收成之后，共同发一笔可观的钱财。但山大王对于小地主的枪支和武装充满戒备，他想得到一部分枪支，结果当然是被这个彪悍得根本不可能任人摆布的小地主所拒绝。交易的平衡被打破，演化成一场武力冲突。我豪气干云的祖父被土匪一枪撩倒，那漫山遍野的魅力罂粟，给这个已经没落的家族留下了私种鸦片的罪名。祖母因在田间劳动虽幸免于死，却从此带着两岁的父亲背井离乡，一只流浪，逃亡着官府对于鸦片种植者的追捕，连祖父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这个家族的故事因为太过遥远，并没有激发我对土匪的恨，只是当我很多年后回到茶山，那里的亲戚指着一堆坍塌多年的乱世告诉我那曾经是祖父的城堡的时候，我才有一点点的伤感。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祖父的怀念竟然和对老土匪“榜爷”的想象交错在一起。也许是他追逐猎人的场景给了我这样的联想——短而精悍、风一般的速度，在秋天的山野的背景下，一切都合“榜爷”与野狗赛跑的场面如此相象。

蒋介石视湘西为“匪区”
    这依然只是我的视角，那么真正的历史呢？一下是我所知的一个有关真实的土匪的故事。
    湘西之被称作“匪区”，在某种程度上实因为有其历史上的原因。湘西素有“蛮夷”之地，在统治者的眼里始终是难以驯服、滋扰生事的一个地区。后来民国时期，湘西军阀陈渠珍又一度拥兵自重，早成蒋介石的心头大患。上世纪30年代初期，湘西连续数年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陈渠珍不允。1936年初，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发动苗民起义，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起义军提出“革屯抗日”、“废屯归民”的口号，相继围攻永绥、凤凰、保靖等县。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其土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部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渠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1936年8月9日，龙云飞率领的苗民起义军攻陷乾城，蒋介石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健身上。同年11月，撤销何健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
    然而这一群被蒋介石视作“土匪”的一群人，最终却投入了抗日战争中。1940年，湖南省主席薛岳将陈渠珍管辖的凤凰、乾城、永绥等县的地方武装改编为暂五、暂六两个师，开赴了抗日前线，其中龙云飞任暂六师师长。凤凰民间传说，龙云飞率军打仗之时，喝酒骂娘，长着京剧上的战场。但就是他带领的“竿军”，夜袭敌营，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的兵力，此后又参加了株州战役和鄂西战役，日军人仰马翻，镇竿军威风凛然。

末代苗王龙云飞
    龙云飞是凤凰的一个传奇。他身上交错着一种亦邪亦正的气质，使得他的一生显得异常扑朔迷离。这个人是山江苗族的首领，号称“青帕苗王”，18岁即离家出走，入哥老会，解惑赌博，贩运沿途，包路护送商客。因杀了一个牛客，不得不逃离凤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凤凰苗民光复军，第一个叼着刀爬上了凤凰城墙。之后与陈渠珍一道，参加了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讨袁护法军，任田手下的团长。后来田应诏将军权教给陈渠珍，龙云飞深得重用，先后当过永顺、保靖的驻军统帅，凤、麻、辰、沪的警备司令，坐镇麻阳。在此期间，他弟媳与一裁缝通奸，以毒药杀害其胞弟，他不发一言，将弟媳以石头绑住，丢入天坑。裁缝则被缚于古树之上，剥皮挖眼，死后其人皮被织成一条血鞭，悬挂于龙家大院的门楼下，以正家风。风光正盛之时，他却被生性多疑的陈渠珍解除武装，于是不得不解甲归田，归隐山林。后来陈渠珍反何键，才重新唤他出山。此后他组成“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将国民党两个团围歼在山江蛤蟆洞中。再后来，他与陈渠珍等湘西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放弃了个人私心，投身于抗日战争。他的军队虽然在战场上战功不凡，但蒋介石始终不能信任这支苗族军队。1941年，作为暂六师师长的龙云飞被调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从此失去兵权，闲住沅陵。
    1951年，拒绝与解放军合作的龙云飞被宣布为“匪首”，被围困在都里乡暴木林山上。他朝自己的腹部连开六枪，结束了他亦侠亦盗，亦英雄亦败寇的一声。然而他虽主宰了自己的生死，却管不住死后的事。他须发皆白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他曾经第一个攀爬的凤凰城楼上，那一年，他65岁。

山江苗寨
    山江，苗语叫叭咕，离凤凰县城23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苗镇，也是湘西最后一代苗王龙云飞的统治中心。一条清澈小溪穿镇而过，镇边山峦起伏，石峰奇巧，林木秀丽。民居多为五柱八瓜三间土墙瓦屋，镇口有一小亭，亭前一坪约半亩，坪上碑书“对歌台”三个大字，这是苗家人“四月八”、“六月六”、“赶秋”等节日盛会的地方。镇后有看到高耸的石楼和古色古香的居所，即原“苗王”龙云飞的宫殿。

住在凤凰
    南华宾馆、古湘山庄等是凤凰较大的宾馆，条件不错，价格也不太贵，价位在几十到一百多元不等。也可以住在凤凰县委招待所迎宾楼，从凤凰汽车站往北约200米折向东就到，单人间50元，双人间60元，需要开空调各加10元，有独立卫生间和煤气热水器。
    凤凰县委招待所旧楼位于迎宾楼后的山坡上，外观看起来比较古旧，但好处是可以再阳台上看小城全景。但若是情侣出游或是三五朋友自助游，则最好住江边的私人客栈，价既廉，景又美，亦有鱼和熊掌可兼得之意。

沈从文劝“土匪”抗日
    1938年，北京沦陷之后，沈从文随南迁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南下，在沅陵小住了两个月，对于经过长沙时听闻的湘西为匪区的消息甚为痛心。在于陈渠珍、龙云飞等一干人见面之后，跟他们进行了一次平等的对话，劝他们在国难面前，放弃个人的私心，加入到抗日大军中。此后，他写了一封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信，题为《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
    “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如今最残暴最丑恶的莫过敌寇，最具需要的莫过我们的国家！最近于英雄行为的莫过于齐心协力共同抗敌，最得人敬重的莫过于去收复失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乡真有眼光，取舍是极容易决定的。
……
我的话很坦白。我不是要作官（因为作官对我一点不上算），不是袒护谁（因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不是为私人利益（我从无发财打算），只为自己是一个国民，一个镇竿人，眼看国事那么严重，十多年不回家乡，一回来就见到两种现象：一种是大群刚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同乡，有些创口尚未全好，因为知道前方需人，又各自不声不响离开了他的家，抛下了年轻的妻室和周岁小孩子，向前走去。另一种是本乡或邻县，听人说有多少房子被焚烧，多少人家被抢劫，多少重要事不能进行。把这两种现象对照起来，心中难受得很。凡稍具人心，总不免堕泪。稍有人性，总知道‘捍卫国家’和‘糜烂地方’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被骂名。”

从文笔下的“土匪”——多具“游侠”气质
    就在这之后不久，龙云飞走上了抗日战场，而沈从文则开始了他极力要对外界澄清湘西真相的他最后的长篇小说《长河》和系列散文《湘西》里的《凤凰》篇中，沈从文极力描摹了凤凰人的游侠精神，以及交错着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的种种故事。其中的三个极具游侠气质的人物，一个是田应诏，一个是陈渠珍，而另一个，就是龙云飞——“当年田三怒得力助手之一，到如今还好好存在，为人依然豪侠好客，待友以义，在苗民中称领袖。这人就是去年使湘西发生问题，迫使提倡打拳读经治国的何键去职，因而湖南政治得以转机的龙云飞。二十年前眼目精悍，手脚麻利，勇敢如豹子，轻捷如猿猴，身体由城墙倒掷而下，落地时尚能作矮马桩姿势。在街头与人决斗，杀人后下河边去洗手时，从从容容如毫不在意。现在虽尚精神矍铄，面目光润，但已白发临头，谦和宽厚如一长者。回首昔日，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慨！”
    沈从文在《长河》里极力描摹了凤凰人的游侠精神。看看这湘西的水，可见湘西人性格中骠悍的一面！
    如果说《凤凰》依然未能完全驱除人们对于湘西土匪的恐惧，那么沈从文的短篇《在别的一个国度里》写的一个落草大王娶了一个温柔而爱想象的妻子的故事，一定是能使我们的心变得柔和的。在这篇小说里，对于山大王始终怀着恐惧的宋小姐终于嫁了这个山大王，她给她闺中密友的信样里用了这样热烈的笔调——“你不要笑，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的人，我是极老实的同你说，我生活是太幸福了。幸福不是别的，是他——我血你说，是你妹夫。你妹夫以前是大王，每日做些事，是撒旦派下来的工作，手上终日染着血，吃别人的血与肉，把自己的头用手提着，随时有送给另一个人的恐惧绕在心中。但他比我所猜的恶处离远了。他不是青脸同黑脸，他没有庙中判官那么凶恶。他样子同我三舅舅的儿子一个面样，我说他是很标致，你不会疑我是夸张。……”
    即便是土匪，也并非完全是狰狞的。所以我对于《乌龙山剿匪记》里的榜爷的印象，并没有完全错误。如今这朱红的大门里是不会再演绎“钻山豹”的故事了。我沿着城墙下到河边，舟行时的数百只燕子依然在水面上低回盘旋。河边有个小小的孩子，穿着灿烂的花衣，吹着肥皂泡，五彩斑斓。我微笑地看着她，她冲我笑笑，空气里荡漾着和谐的清香。

追寻沈从文故居
    我已经无数次去过沈从文的故居。也许是错觉，我似乎早在1985年的时候就在满城寻找着大师的出生地。不记得谁给我指的路，如今穿越回忆，我仿佛还能看到一个小小的着花裙的黑而瘦的影子，梦游一般穿过一个卖姜糖的小店，在一个夏日，忐忑地来到一座朴素的四合院前。我还依稀记得，那个夏日只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前，他弓着腰，仿佛是为了拣起一片落叶。就在他弯下腰的那一刻，我溜进了空无一人的故宅，一个人在雕花的窗棂里游转、如今依然有许多黑白的图象和文字，如滴在纸上的墨迹，氤氲在我眼前。
    但那时候我并不懂得沈从文的意义，我刚刚从一个山清水秀的乡下小学毕业，等着进一所我梦想的中学。在那漫长的等待里，我被父亲安排进了一个学画的暑期班。虽然我对于画白菜和萝卜已经了然于心，但对画石膏像却是一派茫然。我在那里不过是混一混，并且期待着早日结束描石膏像的日子，好用上我的水彩画盒。但似乎没等到画水彩画，我就在一个下午远远地听到了一个很瘦的叼着烟斗的人给我们讲话。我懵懂无知，一个在我旁边已经考上了医学院的皮肤黑黑的女孩兴奋地跟我说，那是黄永玉。对了，那是黄永玉，也许就是在黄永玉对我们进行勉励之后，那个黑皮肤的准备上医学院的画友跟我提起了沈从文，于是我开始穿街走巷地寻找他，直到最后站到了他的照片前。
    伺候我每一次来凤凰都会到这里，只为了问一问那已经遥远了的书香气息，只为了让自己在都市里已经浮躁了的心，在雕花的窗棂中长年射不到太阳的阴凉里，慢慢归复平静。
    这一次我到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年幼的孩子们聚在马路上，奔跑，嬉戏，快乐地呼喊。我想应该先拍一张照片，虽然没有夕阳，但傍晚的天空却反倒更加光良。我在街的那一角，举着相机，等着一个又一个人从那门前走过，我想拍一座不被打扰的房子，我想要一个没有旁人的场景。但人始终在来来往往地走过，并没有因为我需要的宁静而有所停息。那群嬉戏的孩子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们兴奋的新游戏，就是招呼着同伴，全部冲到我面前，面对着镜头，做出了种种鬼脸。我发现我无法驱赶他们，他们是如此快乐而无邪。我想大师一定会很高兴，因为如今在他的房子前面，留连的不光是凭吊的人。生活以极自然的样子，仍在继续，孩子们依然对世界毫无恐惧。

父兄的传奇
    这座位于中营街的四合院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清代建筑。沈从文那曾经声名显赫的当过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因觉宦海莫测，辞官归田，于1886年建成了这座小巧玲珑的四合院。然而这位25岁即官爵显赫的军人未能颐养天年，1889年，他枪伤复发，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其妻张氏悲痛之下，为沈宏富之弟沈宏芳在黄罗寨乡下娶了一位苗族女子为妻，为沈家生下两子，次子沈宗嗣过继给嫂子，就是沈从文之父。尽管这位苗族女子最后因种种原因而被迫远嫁他乡，但沈从文却一直为自己血管中流着祖母的苗族人的血液而骄傲。
    沈从文之父一度亦想重整祖上风光，曾赴天津总兵罗荣光处任一裨将，驻守大沽口炮台。八国联军入侵，大沽炮台失守，沈宗嗣于悲愤之余，只身逃离天津，回到凤凰。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出走北京，召集同乡，组织铁血团欲刺杀袁世凯。事败之后，他不得不改名换姓，逃离关外。沈从文之母黄氏在家中拉扯三男三女，最后只得变卖房产，将所得银两悉数交给长子沈岳霖，让他关外寻父。1923年，离家十年的沈宗嗣终于得归故里，中营街的家却已物是人非，祖业不继。沈宗嗣的最后身份，是一位在这个古老的小城里颇有口碑的良医。
    这座一度易主的四合院最后成为田家的产业。后来田家香火无继，转给杨姓亲友。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保全产业，仅以1300元的价格，卖给了沱江镇房屋管理委员会。之后这座四合院曾一共住过66户人家，180口人。1982年，沈从文返乡之时，旧宅依然不姓沈。直到1988年，政府方将其收回，并加以维修，成为现在的从文故居。但此时，大师已溘然长逝。

曾经野性的沈从文
    在凤凰对于军人出路的传统依赖里，沈家把他们的二儿子送进了部队。从此，尚未满15岁的沈从文就离开了凤凰，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生涯，也开始了他对一本社会“大书”的阅读。
    应该是在沈从文故居里，我看到了一张少年时代的沈从文的照片。那是一张带着野性的照片，透出一个乡下小子无所畏惧的精神，这和他以后所有带着眼镜，流露出温柔和秀气的照片都不同。很难将这张照片和以后的带着书卷气的沈从文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当年穿着一身不合适军装，满不在乎地跟着部队清乡杀人，张口必称老子的沈从文，就是这样野性难驯的。
    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提起他少年时代在沅水流域的生活。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时常和死亡连在一起的感觉，但这样的生活，却永远刻印在一颗敏感的心理，无法逃避。
    《从文自传》的《清乡见闻》中写道：“有一次我们从两个长满小竹的山谷狭径中通过时，啪的一声枪响，我们便倒下了一个。听到了枪声，见到了死人，再去搜索那些竹林时，却毫无什么结果。于是把枪械从死去的身上卸下，砍了两根大柱子缚好，把他抬着，一行人又上路了。二天路程中我们又死去了两个，但到后来我们却杀了那地方将近一千。”
    杀人的事并没有中介。清乡部队驻扎下来后，抓了四十三个老实人，其中二十七个“在刑罚中画了供，用墨涂在手掌取了手模。第二天，我们就簇拥了这二十七个乡下人到市外田坪里把头砍了”。“第一次杀了将近三十个人，第二次又杀了五个。”“关于杀人的记录日有所增……地方人民既异常蛮悍，民三（注：民国三年，1914年）左右一个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傻了约两千人，民六（民国六年，1917年）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现时轮到我们的军队作这种事，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与死亡共舞的日子
    死亡还有很多种，还有一些令人心醉的死亡。同样是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写道一个商会会长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里挖出，背到山洞里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坟墓里去。到后来这事被发觉时，卖豆腐的青年男子，自然被就地正法了。临刑前他并不叫嚷喝酒，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受伤的脚踝。沈从文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他只微笑着自言自语轻声说：“美得很，美得很。”这微笑一直留在沈从文的心里：“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杀人的事在继续。到了怀化以后，沈从文呆了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生活的粗糙的磨砺，使得一个十余岁的少年在其踏进社会的第一步，就直面了人生最沉重的生和死的命题，其意义，便是“这杀人的这一份体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此后终其一生，沈从文都在这种乡下人与城市里人的隔膜中感到故里。而这种孤立，使得他一直逃避着城市，在心灵上，千百次地回到乡下人的生活里，并且经由了距离，这种粗励，渐渐地被流水幻化成一种单纯的美。

并不浪漫的流浪生活
    军人的流浪生活依然在继续，当然并不止杀人一种，其中还包括用钵头去炖狗肉，谈了一场倾家荡产的恋爱。沈从文爱上了一个身材高高脸白白的女孩，最终却发现自己把家里的一千大洋全都送进了那个家里，自己的情诗却毫无回应。无法对母亲做出交代的沈从文只能逃避，继续在船上飘荡。在他飘荡并停泊在辰州（沅陵）以后，湘西的军人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振奋的状态。做书记的，做传达的，钱的数目虽然少，“但人人尽职办事，从不觉得有任何委屈”；肯读书的，还天天拿了书到阳光下去读，准备考军官学校；一般高级军官，“生活皆十分拮据，吃粗糠的饭，过简陋的日子，然而极有朝气……”而这一切，都只因为“那个精力弥漫的统领官以身作则，壁（原字为上“辟”下“手”）画调度一切，使个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这个人就是统领湘西数十年的陈渠珍。而沈从文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有谁替我说一句话，到那军人身边去作一个护兵”。
    沈从文终于和陈渠珍相遇了，那时候，沈从文接近二十岁，陈渠珍四十岁。对于沈从文来说，与这个军人接近的意义，不仅仅是之前的梦想的实现，还在于在遇到这个人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顿悟生死求出路
    作为陈渠珍的书记，除了誉抄文件以及担任会议记录之外，沈从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陈渠珍的书房里作一些整理的工作。那个书房里有四五个大楠木橱柜的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磁，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这样的“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到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由于应用，我同时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看懂了。”
    书的力量，就是把他从生活的粗糙中隔离开来，进入到一种温柔的幻想中去。其实不独是沈从文，很多人，都在书的诱惑里，与粗砺的生活渐渐远离，归复到自己被书所激发的梦想中，为之沉醉。沈从文开始和同时稍稍疏远，无论是到山上走走还是到河边玩玩，他的手里总是带着一本线装书。而书的阅读，把一个人的情感弄得格外柔和，一些对于过去和未来的莫名的不安，开始袭击着他。作为一名出色书记的军人生活的前途，已经不能使他从这种不安引发的寂寞中摆脱了。
    1922年，异常持续四十天的大病和一个朋友的猝死终于促使沈从文做出了离开的决定。他终于躲过那场鼻血一滩滩流的热病之后，他的一个朋友却为了与人打赌去泅一条一里宽的消息，被洄流卷走淹死了。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敲击着他，他不能设想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尚且一无所知，就已经病死或者淹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许在外面饿死，也不比这种结束人生的方式更为可悲。就这样，沈从文跟陈渠珍提出了要走，这位沉默而勤奋的军人在他临走前给了他一份鼓励：“你到那边，能进甚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十九天后，沈从文来到了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国难当头鼓喉舌
    沈从文和陈渠珍的再次相遇，已经是十六年后。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沦陷后，沈从文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从北京南下，期间他回沅陵的大哥家暂住。在沅陵再次与这位“老上司”相见。其时，沈从文已经是著名作家、大学教授，陈渠珍则是刚刚上任的沅陵行署的第一届行署主任。两个人相逢在国难当头的岁月，而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并非上司和书记之间的叙旧。沈从文与陈渠珍和龙云飞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抗日的对话，关于湘西必须改变在外人眼中的“匪区”印象的谈话。这场谈话后不久，陈渠珍的部队就被改编为暂五暂六师，开赴了抗日前线，龙云飞任暂六师师长。沈从文在这之后，写了一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文章，阐述了他希望湘西军人在国难面前为国家效力以发挥出湘西人的勇敢精神的呼吁。并为了消除湘西在外人眼中的误解，到达昆明后，即开始创作散文集《湘西》以及展示这两年湘西事变的长篇小说《长河》，力图将真正的淳朴而美丽的湘西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永不陨灭的星星
    《长河》是一部未完之作，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长河》不象《边城》那样被屡屡提及。但用黄永玉的话来说，照湘西人的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黄永玉说：“这是他（沈从文）与故乡父老秉烛长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
    沈从文的一生与陈渠珍并没有交错过，但他人生的两次重要的转折，似乎都和这位军人联系在一起。1922年他脱离军队的生活毅然走进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从文”生涯，他所告别的，就是陈渠珍。1949年之后，他作为作家的前半生已经全部结束，他开始以文物研究者的身份，开始他人生的后半部分。这一切或许都在他整理陈渠珍的书籍和字画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很多年后，当他为器物字画标识的时候，在沅陵的那个书房里的时光，一定会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人生的种种悲剧处，都必将化作更大的孤寂，弥漫在他的心里。
    但世界并没有遗忘沈从文，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里说：“从文表叔尽管撰写再多有关文物考古的书，后人还会永远用文学的感情来怀念他。”
    如今，我站在沈从文的故居里，小小的天井只看到一片灰色的天幕，我听到叼着烟袋的黄永玉问：“故乡最后一颗晨星陨灭了吗？”“当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