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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王”陈渠珍
    凤凰城中，如今与陈渠珍相连的陈迹，只有朝阳宫，又称陈家祠堂，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由陈渠珍之兄陈炳、陈开藩发动族人所建。1923年，时任湘西巡防各军统领的陈渠珍将其扩建完整，成为陈氏族人聚会和举行重大互动的场所。早年不设门票制，朝阳宫是开放的。我们常常会吵闹着闯进去，然后在那寂静无人的繁花野草里，为一种久远的历史气息所感染，渐渐屏住声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两旁是红栅栏的游廊，中间是铺着红砂石板的石坪，开着月形垂拱门的三间正殿正对着一个戏台，描金叠彩，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古城会”、“三英战吕布”的典故。偌大的院子空无一人，石坪的泥土缝隙里杂草丛生，一株叫不出声的叶色微红的小树仿佛是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在不经意间发了芽，并在一个春日里，将细嫩的枝叶伸向天空。
    我从来没看过戏台上唱戏，所以从来没有听到锣鼓丝竹喧天入云。但戏台上的一幅对联却常常将人的思绪，带到流光溢彩的舞台歌榭中，慢慢沉思。对联是数尺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千秋人物有贤有愚有神仙。
    这个早年军阀的一切作为，我都是从资料上得知的。但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曾和他的后代子孙一起交游过。1978年知青回城，小小的三拱桥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异乡人，已经成家立业无意回到城里去的知识青年们都汇聚到了这个村庄里。刹那间，乡村多了许多种耕种之外的生活方式，而陈家的铁匠铺，便是那种种职业中，最为吸引人的一种。铁匠铺就在我家对面，清晨风箱即呼呼拉起，火苗腾焰，穿着皮围兜的陈家父亲和他的二儿子两人，便从那火焰中，夹出烧红的铁条铁块，叮叮当当，火星四溅，打制成锄头铲子的模样。这陈姓的父亲，就是陈渠珍的孙子，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留下的知青。陈家的女儿和我们一般大，上学放学，曾一起挨过很多本地孩子的拳头。一场浩劫割断了历史，六七岁的孩子对于彼此祖上的一切并不清楚，否则如果知道自己身上流的是一个戎马一生的“湘西王”的血液，那两个女孩子一定是不会哭的吧。

朝阳宫
    位于古城北西侧的西门坡，原名陈家祠堂，民国4年（1915年）由乡绅陈炳、陈开藩等发动族人捐资兴建。民国12年（1923年）时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的国民党中将、凤凰籍人陈渠珍又率众族人扩建。朝阳宫的大门为紫红色砖墙门楼，高8米。大门两旁镌有对联一副：“瑞鸟起蓬蒿翼搏云天高万里；嘉宾莅边隅眼看楼台总多情”。左右对称的地推塑山水花鸟浮雕12幅，门楼飞檐翘角，别具特色。若逢节日去，内边的戏台会演出傩堂戏或阳戏、茶灯戏等古老剧种和地方戏曲，胡琴灯影中，别有一番风韵。

“湘西王”的发迹史
    陈渠珍，字仲谋，号玉鍪，凤凰人。1882年生，16岁入沅水校经堂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长沙军校，分配在湖南新军第一标任队官，曾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林伯渠的哥哥林修梅投奔川边大臣赵尔丰。其时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协统钟颖赏识，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督队官，随其入藏。伺候驻防工布，进攻波密，多有战勋。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到西藏，进藏川军中哥老会组织积极响应，杀死统帅罗长琦（为“衣”旁而非斜玉旁）（后来罗的后代一直怀疑罗之死与陈渠珍有关）。陈渠珍率部挑选湘黔籍官兵及随从导游115人东归。误进绛通草原，途中粮食断绝几乎近七个月，茹毛饮血，最后抵达西安，仅七人生还。陈渠珍在西藏所娶的妻子西原亦一路风雪相随。到西安后，西原出天花而死，陈渠珍悲痛之下，决意仕宦，于1912年回到湘西，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奏他开河有功，反而因此而被重提罗长琦（同上）被杀一事，被押解送京。后得傅良佐担保，回湘西在田应诏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培植个人势力。1917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护国战争发生，田应诏不理军务，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改由陈渠珍担任。1920年任湘西巡防统领。
    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靖息民”旗号，锐意整军经武，开办学校、工厂，刺激商业，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就像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的：“使湘西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盛世。”然而陈渠珍的志向似乎只在独据一方，对内部却不实行变革，沿袭清代绿营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则不思进取，护国之役，出兵最远不过桃、常。孙中山在广东谋划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与陈渠珍联系，委以“第一师长”职务，陈渠珍请一次客，送代表两千元路费，委任状却压在被褥底下毫无作用。这时，国内联省自治口号喊得极响，陈渠珍便仿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的办法，以“湘西王”自居。
    1936年，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发动苗民起义，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起义军提出“革屯抗日”、“废屯归民”口号，相继围攻永绥、凤凰、保靖等县。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部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渠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陈渠珍下野后，保顾家齐继任师长，自己则去长沙担任四路军总参议兼省政府委员闲职。
    至1938年初，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正实施某些行政改革，开始在湘西地方设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员轮流主持，陈渠珍被委任为第一届行署主任。由于近两年湘西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榨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陈渠珍重新回到了他的湘西。

赋闲写就《艽野尘梦》
    沈从文与陈渠珍在生命交错的那短暂的瞬间，他只见到这个陈姓长官令人叹服的治军能力以及长官的自律：每天天不亮即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
    虽然在楠木柜的书香里渐渐地对于历史有了一种朦胧的意识，在对器物字画的摩挲中慢慢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但沈从文那时并不知道，陈渠珍心中，尚埋着一份悲痛。
    1936年冬天，遭内外夹攻下野而赋闲的陈渠珍翻阅出了封存已久的回忆，将1907年进藏以后逃离的一段历史，以文言写成了一本小书——《艽野尘梦》（艽，音ji，取《诗·小雅·小明》中“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之意为书名。说书中解“艽”为荒远之意，但该书的校注者任乃强先生解为草名，即“秦艽”，其叶宽、薄，有白枞纹，微似龙舌兰。根茎纤维，绞纽如束丝，故曰艽，产于海拔三千米之高原，即康海地方。自古秦中输出，故曰秦艽。小雅中解“艽野”为青康藏高原）。
    1940年，南充任乃强先生从张志远处得《艽野尘梦》一书后，爱不释卷，一夜读完，鸡鸣方寝而不觉。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之最。任先生称该书“比之鲁滨孙漂流记则真切无虚；较之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而该书到任手中后，竟然辗转传阅，一月之内，已经易手十余人，以至原书已破损不能再读，而欲借阅此书之人还大有人在，于是任乃强先生便将其加以校注，在《康导月刊》上连载。199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但只印刷了5000册。我历尽周折，四处托朋友打听到西藏出版社发行处的电话，欣喜发现竟然还有库存。联系之后将书费寄去，半月后薄薄一本《艽野尘梦》寄到时，已经辗转月余。
    陈渠珍于我有一份极深的隔膜，读《艽野尘梦》的时候，与他著书时的1936年，更是相隔66年之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依然得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也是缘份。不独能跟随他纸上进入西藏，见一切前所未见的西藏之原始风光和种种人情风俗，更是得以见到他在工布、波密战役中的卓越胆识和勇敢彪悍。之后援藏军兵变，他率115人逃出，一路经历之奇、之险，茹毛饮血的种种辛酸艰难处，读来真是惊心动魄。而其中穿插的他于西藏女子西原的悲剧爱情故事，真是千古旷世情缘，比我isu偶见的任何悲剧爱情小说，都令人更为动容。

旷世情缘遇西原
    收复工布之后，陈渠珍得识了贡觉的营官加瓜彭错。加瓜彭错向他历数藏王的虐待，并邀他道自己的府邸做客。在那里，陈渠珍第一次见到了加瓜彭错的侄女西原。西原那时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夹杂在一群烂漫的藏族少女中，为客人表演马上拔竿的精湛马术。衣袂飘飞中西原连拔五竿的矫健身姿为陈渠珍所久久不能忘，因而向加瓜彭错极力称赞。席上加瓜彭错笑说不如将西原许嫁给他，他以为不过一句笑言，也就漫然答应。不料几日之后，加瓜彭错真的将盛装的西原送来。盛装之下的西原明眸善睐，风致楚楚，二十余岁的陈渠珍再次跌入到不可自拔的爱恋中，于是迎娶了西原。
    后来他率兵进攻波密，西原亦随其征战，且在战场上救回他的性命。再后来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西藏，援藏军哗变，陈渠珍率湘黔籍官兵110人逃出，西原亦在其中。临走之时，西原母亲将贵重的珊瑚山一座送给西原，与其洒泪而别。陈渠珍逃出之后，便传来了加瓜彭错夫妇死于叛乱之中的消息，西原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依然跟随陈渠珍逃亡出藏。
    后来他们被向导喇嘛误导入绛通草原，食粮殆尽，身体遭到极大摧残，陈的士兵一度心性大变，欲杀他随身携带的一个藏族随从为食。西原极力阻挡，并为士兵们猎来野狼，让他们度过难关。后来境况越来越艰难，西原始终不离陈渠珍左右，一直到七个月后，抵达兰州，曾经明艳如花的西原，已经形容憔悴不复昨日了。
    至兰州后，陈渠珍与西原两人又单独赴西安，一方面借居于一座空宅之内，一边给家写信要汇款，以便南归。汇款最快也要20余天方能寄到，拮据不已的两人相依为命，寸步不离，变卖了随身所携的一切贵重物品，依然难以为计。不得已之下，西原将母亲临行前所赠的珊瑚山拿出变卖。因为珊瑚已在漫长的逃亡途中压碎，陈渠珍在城中逡巡多日，放从一家古董店换回十二两银子。

西原长逝断肝肠
    陈渠珍与西原原以为可以凭借这些银子度日，等陈家汇款到，即可南归。不料战争期间，音讯阻隔，一直到11月初，汇款依然未见踪影，两人再度陷入困窘之中。陈渠珍又变卖了望远镜一具，换了六两银子。陈渠珍在西安唯一相识的人便是湘西永顺人董禹麓。每天他出门办事，西原都会目送他出门，然后在家中静静坐等他归来。有一天，陈渠珍回来稍迟，西原来开门的时候，满脸绯红。原来自他一出门，西原即觉头痛难忍，但又怕他归来无人应门，所以一直支撑，坐等他回来。这天夜里，西原便已大病，卧床不起，渐渐已经不能进食。陈渠珍问她想吃什么，自幼生长于草原的西原说想喝牛奶。陈渠珍从外面买了鲜牛奶来，西原却只吸了几口，就再也不能继续。陈渠珍请医生来看，医生误诊为中了寒毒，依方刚吃了一剂药，西原却现出了天花。告之医生，医生亦不紧不慢，说另开一剂药便会好，然而西原病情却愈加见重。终于一天，西原跟陈说自己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用勺子一勺勺地给自己喂糖水，以西藏的风俗，梦见这一情景，必然是要死去的。言毕已经泣不成声，陈渠珍虽多方安慰，西原始终不能宽怀。这一夜，西原的天花突然现出了黑色，陈渠珍心知已不能救，只能暗中啜泣。至四更天，西原将他唤起，与他泣别说：“西原万里从君，一直行营相随，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与君中道而别。然而君若有幸能够得到帮助，脱离此地，我死亦瞑目了。如今算来，家中书信应该不日即到，愿君南归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随行了。”语音一落，西原长吁一声，溘然长逝。陈渠珍抚尸痛哭，几乎气绝。他清醒过来之后，检点行囊，一共只剩下一千五百文钱，连给西原殓葬都不够，想至此，悲从心起，又是伤心大哭。
    后来他终于想起董禹麓，于是拭了泪打算出门借钱。打开门，东方渐白，天尚未亮，他想起自己这一趟不知如何开口，于是又转身回来，然而却看到西原瞑然长睡，不禁痛彻肺腑，大哭一场。天亮后，他终于还是去了董家，董一文不名，但却立即将族弟寄存在自己那里的三十余辆银子全给了他，并叫自己家人帮忙料理西原后世。女仆替西原沐浴更衣之后，又请来僧人颂经，中午过后，终于装殓，下葬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陈渠珍想起西原追随自己的种种艰难，抚棺大哭。
    含泪回到居处，恍然已不见西原身影，只觉满室清冷，帏帘飘飞，又不禁仰天长哭，泪尽声嘶。而全书至此，嘎然而止，因为作者“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人生如梦情不老
    《艽野尘梦》一书，因是文言写成，且流传不广，所以这一段旷世恋情，似乎少有人知。我在阅读的时候，多少亦有文字障碍，然而读至卷末，也如作者一样，肝肠寸断，泪如雨下。现在简单将这一段翻译出来，原著言语之外的种种情感，并不能完全译出。大约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一次荡气回肠的爱情，熊希龄与毛彦文，沈从文和张兆和，陈渠珍和西原都是。外人常常只见伟人的英雄业绩，文章风流，甚或连这些都不能见，而只能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流连回转，却根本就无从触摸到他们温柔的内心世界，如何不会觉得恍若隔世呢？
    陈渠珍在朝阳宫听到丝竹袅袅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靓装明眸的西原纵马在自己身前拔竿而起时的年少妩媚吧。那时候的他，不知道会不会说被风沙迷了眼，为西原流一场泪？

凤凰依然绽放的风景——黄永玉
    在凤凰，我没来得及去黄永玉的古椿书屋和夺翠楼。前者是黄家祖上的产业，在文庙旁，有一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需三人合抱的椿树。后者是黄永玉自己所建的在河边回龙阁附近的仿古别墅。和神从文故居直至大师逝去前都不姓沈所不同的是，黄永玉是“狡兔四窟”。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有“无数山楼”，在北京有“万荷堂”，在香港有小居，在凤凰有“夺翠楼”。所有去过古椿书屋的人都对他的一幅画有印象，画上是一白发老翁与一白发老妪，一旁有题字曰：“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当熊希龄、沈从文和陈渠珍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黄永玉是凤凰依然绽放的风景。据说他回乡的时候，凤凰就像过节一样，鞭炮鸣放。

钟爱流浪的“荷痴”
    黄永玉甚至比沈从文年纪更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凤凰，出外闯荡，他天生有一种流浪的性格，较之于沈从文的封闭，他更为开放和乐观，也更为清醒和冷静。他父母和他自己的故事，沈从文写在《一个传奇的本事》里，沈从文的一生，他写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而他和沈从文的交错的命运，被他编制在《太阳下的风景里》。他说：“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既不协调且充满凄凉，以致表叔（编者注：沈从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的时背着小小的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沈从文以一颗更为敏感而睿智的心，照见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然后将他所有的爱和悲悯，全部化成了文字。而黄永玉把他们变成了图象，化成了图画。我不懂画，但我知道他被称为“荷痴”，有八千余幅荷花作品。而且我知道，他的荷花，是在文革中画起的，讨论会上别人战战兢兢发言的时候，他就回家画荷。他的荷骨格清奇，绝不肥硕艳丽。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我所见到的他的一些小品画，还有素描。前者充满讽刺和幽默，后者我见过他的一些凤凰的素描，因为倾注了爱，所以线条非常细腻，灵气逼人。

两代人的漂泊
    沈从文和黄永玉，是两代不同的人，黄永玉说：“从文表叔的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坏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黄永玉比沈从文漂泊得更多，经历更为复杂。我一直难以忘却的一个场面，是黄永玉漂泊到了上海，就在1946年或1947年的样子，他的木刻作品作为一本诗集的插图为沈从文所见到，沈从文因此而写下了《一个传奇的本事》。那时候两人尚未见过面，黄永玉买了一份报纸，在傍晚的上海的大马路上，就着上海的街灯，读到了这篇文章。“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太阳下的风景》）（注：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

凤凰家园的固守者
    在如今的凤凰城里，也许依然有无数漂泊在外地流浪者，不过我并不知道，我在凤凰城里所见的，更多是固守家园的静谧和安详。
    石板街上有许多工匠和文人，张桂英的银坊，熊承早的蜡染，马蹄声的工作室……还有许许多多的卖印染和民族工艺的铺子。一派繁荣的商业景象。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闯进了熊承早的蜡染店，蓝白的吊脚楼重现着凤凰的世代繁华。一屋子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孤品。熊承早说：“我从不批量生产，我只创作。”我惊讶于他的荷，他的吊脚楼，他的齐白石，我仿佛听到沱江的流水在蓝白两色中潺潺地响。凤凰人把自己的家作为展室，就像古椿书屋是开放的一样，熊承早的蜡染店就是他的家，马蹄声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我偶然问了一句，说“熊老师，你今天的成就，是在一番坎坷之后吧？”便被他引为知己，得到他的邀请，在灯火中走进他的家，也是他的蜡染店，在火塘前就着瓜子和清茶，聊起他的一生。这时我才知道，黄永玉是他的舅舅。而他从一个画电影宣传画的职员到最后在蜡染工艺上的自成一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说是缘于黄永玉的激励。
    他说他甚至自己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永远不可能超过黄永玉，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蜡染。他是如此宽容、温和而友好，当我回到广州，沉溺在喧嚣的城市灯火的时候，我依然想起那个在火塘边闲聊的夜晚，会听到偶尔的鞋跟敲打石板的声音，听到他跟我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呀。”

诗画泛化，漂泊不再
    就在这条街上，还有马蹄声工作室，书稿摊开在书桌上，而书桌开向石板街。任何过往的人，即便看不到他奋笔疾书，也能看到他摊开的书稿和堆放的书记。他自称工作室是“新聊斋”，在此与南来北往客摆龙门阵，整理凤凰掌故，出版自己的作品和书籍。
    凤凰的诗文书画被泛化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熊承早的蜡染、马蹄声的工作室，还有无数的门联佳对，以及朝阳宫中悬挂的书画，每一个场景都是书画诗文的元素。也许因为这种泛化，在最近的数十年里，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另一个沈从文或黄永玉的崛起，而只看到绘画渐渐退化成一种工艺，诗文渐渐退化成龙门阵和掌故。
    行走在凤凰，一方面书香文墨四处飘溢，另一面，沈从文和黄永玉已经渐渐成为神话和历史，遥不可及。当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凤凰旅游业的兴起，正打算着在家门口守住生意，建一个小小的家庭旅社或是开一个小小茶楼的时候，凤凰已经不再是黄永玉所说的漂泊时代，儿时开始挽留流浪者的脚步，漂泊的梦想渐渐地变成留守故乡。没有了流浪的悲剧意味，凤凰变得越来越安详——舟楫不动，波澜不惊，曾经的挣扎的苦痛，渐渐转化成固守的甜蜜，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见到的真正的乐土凤凰？